未来五年最重要改革是什么？野村陆挺：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收入
“十五五”规划开启新的五年蓝图，谈及这一规划的深刻意义，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：“（这是）对中国经济是特别关键的五年，是承前启后的五年。”
在腾讯财经《经济大家说》栏目中，陆挺反复强调，未来五年最重要的工作：一定要改善收入分配。更具体地说，是社会福利体系，其中核心是养老体系改革。
陆挺特别呼吁：“现在人均24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收入，对1.8亿老人来说过低了。”他建议，应该大幅度提高这方面的财政补贴。
应该补贴多少？陆挺分别给出了短期、中期、长期目标：短期目标，未来三年内，提高到人均每月500元，政府额外每年增加财政补贴5500亿元。中期目标（未来7年内）到800元，政府额外每年增加财政补贴1.2万亿元。远期目标，未来十年内，到1000元，政府额外每年增加财政补贴1.6万亿元。
针对未来五年的房地产行业，陆挺分析认为此前行业陷入了三个下降螺旋，而经过近几年的出清，他指出中国的房地产需求仍然庞大。未来需要继续解决房地产行业里庞大而复杂的债务链条问题。
谈及货币政策，陆挺表示：“央行重启公开市场国债买卖，我认为这点非常好。”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央行不断改革、丰富货币操作的框架和工具库非常关键。
对于市场呼吁的进一步大幅降息政策，陆挺表达了不同看法：“很多人呼吁降息，但实际上要清晰看到，中国的利率水平已经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了。我认为进一步大幅降息，对中国经济不会有太大帮助，我们的利率水平已经足够低了。”
他进一步分析认为，当前问题的核心是：“互相之间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了。”陆挺认为这导致了有信贷需求，但无法获得有效释放。
在供给侧方面，陆挺以“苏超”为例说明放权的重要性。他表示：促消费需要有消费的对象，要能把消费场景创造起来。
他建议：“我认为关键是社会要有一个宽容的机制、放权的机制。中央给地方放权，政府给民间释放空间，把消费的场景扩大。”
经济大家说：“十五五”被定义为“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”，如何理解这一表述？“十五五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怎样的特殊使命？
过去5年，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评价计算，2020年中国GDP比美国高约15%，现在比美国高30%左右。实际上是中国把美国拉开了距离。
这也形成了对全球的“第二次冲击”。第一次冲击发生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，主要是中国加入WTO后，凭借廉价劳动力在低端工业品领域冲击全球市场。现在的第二次冲击不同，中国不仅保持了原有市场份额，还在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竞争力越来越强。
在汽车、造船、机器人、无人机、新药研发等领域，中国都表现突出，冲击着美国、欧洲的高端制造业。在稀土冶炼分离、稀土永磁等产业，中国已经形成全球垄断地位。当然，我们在航空航天、芯片制造等领域仍有差距。
中国体量和竞争力的提升，沿着产业链不断攀升，在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对全球造成相当大的冲击。
按名义GDP计算，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，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；中国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，也是从粮食到电力等大多数主要商品的最大消费国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大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。历史上当一个国家快速崛起时，对国际地缘政治稳定性的冲击都不小。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、中欧关系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，是未来的重要课题。
从国内看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，别的国家通胀不好，但我们价格水平较低也是一个问题。经济学家一般认为，在通缩和通胀之间，宁可选择通胀，因为通缩对经济的冲击会更大。
我们的价格水平低，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行业的大幅萎缩。过去5年房地产下行了约60%-70%，全国房价平均下跌约30%。
第二，影响居民资产负债表。中国居民财富中房地产比例最高时达60%，而现在仍占50%以上，房价下跌直接影响居民财富水平。
第三，冲击整体经济。房地产对中国GDP的贡献曾超过25%，对就业、内需都造成相当大的冲击，这也导致了国内价格水平较低的局面。
此外，还有过去5年遗留的庞大而复杂的债务链条问题，造成了国内需求不足、信贷需求不足、价格低迷。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在全球处于最低档，与日本接近。
复杂的债务链条还造成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，包括企业间债务、企业与个人间的债务（涉及保交房问题）等，这给未来5年带来挑战，需要我们去处理解决。
经济大家说：中国计划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，按照测算，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需要保持怎样的经济增长速度？
陆挺：我们综合研究了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OECD、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对中等发达国家的定义，得出一个结论：要在2020年到2035年这15年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，平均每年经济增速需要保持在4%-4.6%左右。
结合过去5年的经济表现，我们测算了未来10年的增长要求：未来5年（2026-2030年）平均增长需要达到4.5%左右，之后5年（2031-2035年）平均增长需要保持在4%左右。这可以说是实现目标的最低线要求。
经济大家说：您此前的解读中强调“十五五”规划中有6个关键，包括有可能不会设定具体的增长目标、可能会加大力度清理房地产市场的债务问题并修复财政体系等，建议全文发布后，与您此前的判断有何不同吗？
在当前国际环境下，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内需。这不是要闭关自守，而是要让自己能够从容应对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。但问题在于，近年房地产行业出现的超预期下降，这给稳定内需带来了挑战。
一方面，我们需要稳住房地产和财政；另一方面，更关键的是要稳住消费，推动消费增长。所以这次“十五五”规划比较明确地提出，要提升居民消费率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内需不等于消费。内需包括固定资产投资、企业投资、房地产投资等。以往房地产火爆时，内需也很旺盛，但主要是投资需求而非消费需求。这次我们要明确强调的是，如何可持续地推动居民消费率提升。
我认为“十五五”相比“十四五”要更加强调收入分配问题。具体来说，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、养老金制度需要适当改革，特别是要提高55%城乡居民的养老金收入。这不仅是为了社会公平，对拉动消费内需也极为关键。
要实现稳定持续的消费拉动，除了强调科技立国、研发推动经济效率增长把蛋糕做大之外，社会分配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。当然，这不是要搞大锅饭，而是在国家发展背景下，适度改善社会福利体系，让大家更放心消费，提高实际消费能力。
经济大家说：您此前也提到，在向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，以房地产为核心的传统经济仍然将会继续作为增长支柱。如何平衡看待“高水平科技引领发展”和“房地产会继续作为增长支柱”这两个观点？未来，房地产对经济的作用是防坍塌，还是稳定器？
陆挺：对这个话题，市场可能会有争议。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，我们有了新经济就让传统经济自生自灭，不用去管了。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新经济就放弃传统经济。
在先进发达的经济体，一些最基本的需求都是传统性需求，房地产就是其中的大头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几千年来最基本的需求就是“衣食住行”。虽然现在这些概念内涵已经大不相同，可能还要加上医疗等，但从需求结构角度看，几大支柱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。
第一，中国城市化还没有完成。我们的城市化率距离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大概20个百分点的差距。
第二，城市化结构有待调整。过去10年，由于货币化棚改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发生在中小城市，但人口流动趋势仍是向大城市集聚。这导致我们的房子盖得够多、基础设施投资也多，但有些投资并没有发生在最合理的地方，结构上需要调整。
第三，存在大量建筑质量问题和城市更新需求。中国有部分的城市化发生在八九十年代，甚至80年代以前，涉及大量老旧小区改造。加上每年1000万大学生毕业，人口流动仍然很大。
所以不管高科技如何发展，房地产本身的需求还是会比较庞大，我认为甚至可能超出当下需求。现在这一两年房地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去几年快速下行影响，处于低于目前阶段均衡需求的水平。
另一方面，即使认为房地产行业目前的新房销售规模已经足够，但我们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，那就是：庞大复杂的债务链条。
很多人说这个不用管了，但它带来的问题还摆在那里，需要清理。不是因为我们发展了芯片、创新等，原来的问题就消失了。这样复杂的债务链条、大量坏账，仍会持续影响国家总需求和信贷需求。
此外，房地产与其他需求不同，它是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即使在发达国家，房地产对很多居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财富。
从这些角度看，不能因为推进高科技发展，就认为传统经济不用管了。这种想法不符合实际情况。
所谓“旧经济”仍有基本需求，甚至要住上更高质量的房子，本身也对建筑质量、建筑科技有很高要求。从整个国民经济而言，新经济与旧经济可以共存，甚至可以共融。
经济大家说：面对您说的“庞大复杂的债务链条问题”，十五五期间，政策层面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帮助化解相关问题？
我们2024年9月份以后开启的地方政府化债，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努力。要知道，在最高峰时期，整个国家大概38%的财政收入来自房地产，对地方政府来说超过38%，达到40%多。对很多地方来说，在最高峰那几年甚至有一半多的地方财政收入来自土地。所以土地财政收入下降后，对地方政府造成很大冲击。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10万亿的地方政府化债看成是这方面工作的开启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居民买房子实际上买的是期房，本质上就是一种信贷：大家先把钱交给开发商，然后开发商再拿这个钱去盖房子。如果没盖出来，那就是拿了钱还没交房，这就是债务。所以过去几年推动保交房其实也是化债。
过去一年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债务问题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债务。实际上债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：一是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；二是非金融机构内部的债务。刚才讲的开发商和居民之间的债务就属于非金融主体间的债务。
还有一个很庞大的非金融主体间债务，就是开发商与建筑企业之间、开发商与装修企业和原材料供应商之间，以及地方政府平台与建筑企业、原材料供应商之间形成的非常复杂的债务链条。
我们可以看到非金融主体间的化债工作也开始逐步重视起来，逐步推进。比如去年年底，我们动用了历史留存的4000亿给地方政府用来化债，据我了解，其中有2000亿主要用来化解地方平台与合作商（尤其是建筑企业）之间的债务。
经济大家说：您提到“新三样”发展中存在内卷情况，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，您认为中国在半导体、人工智能等关键的高水平科技领域的突破前景如何？
另一方面，中国作为大国有自己的优势。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、比较完整的供应链产业链，加上积累的大量科技人才，有助于我们集中攻克一些科技难关。
我们通过国家投入，制定五年规划和各细分行业规划，通过产业政策、国家投资和保护支持，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。
因此，我的结论是，虽然困难非常大，但有利条件也不少。我们一方面需要谦虚谨慎，不能盲目乐观；另一方面也不要特别沮丧。最好的态度就是认识到很困难，但也不是高不可攀。
另外，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不需要做到100%完全自主的制造和创新。我们只要在关键领域、关键产业链里扮演的作用越来越大就行。比如光刻机，当我们在这方面的力量越来越大后，就有更强的谈判能力。
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，通过提升自己的研发力量、提高谈判权力，最终使我们国家既要独立自主，又要参与国际合作。
经济大家说：您提到进一步促进内需消费，在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、收入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，消费能否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？“十五五”期间还需要哪些结构性改革来释放消费潜力？
陆挺：首先，短期刺激政策效果是有限的。过去一年中，我们有些政策对消费确实有立竿见影的作用，尤其是以旧换新。但这不能算是结构性的中长期政策，而是短期刺激拉动消费的政策，效果不可持续。
怎样从结构性角度来解决内需不足问题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未来5年一定要改善收入分配。更具体地说，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非常重要。
我们现在的社会福利体系有很多成绩，但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。如果要回避这个问题，在我看来，未来5年在提高消费力方面不可能有真正改善。所以我认为，未来5年真正要在政策上、改革方面攻坚的，是整个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养老体系改革。
我一直呼吁解决55%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过低的问题。从国家财政支出角度，从财政补贴养老的角度来讲，应该大幅度提高这方面的财政补贴。
现在人均24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收入，对1.8亿老人来说太低了。另外，它背后是3亿农民工，他们在年轻工作时必须大量储蓄，不然到年老时240元每月确实不够基本生存。他们必然要强制性加大储蓄，这对整个中国的消费有很大影响。
应该补贴多少？短期目标，未来三年内，提高到人均每月500元，政府额外每年增加财政补贴5500亿元。中期目标（未来7年内）到800元，政府额外每年增加财政补贴1.2万亿元。远期目标，未来十年内，到1000元，政府额外每年增加财政补贴1.6万亿元。
另外，养老体系还有一个问题，目前很多省份的城市每年都在提高缴费基数，有城市的缴存基数已经高于当地最低工资，这间接导致当代年轻人的就业越来越困难。
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未来5年，整个社保体系、养老体系的改革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改革。
陆挺：我是江苏人，就拿今年大火的苏超赛事来打个比方。这个赛事反映了通过好的设计、中央向地方放权能够取得成功。
苏超成功的经验，第一是从一个省开始的，第二是通过文旅部门来做，实际上打开了局面。这实际上是一个供给侧的改革。
在这其中，你能看到需求是庞大的，大家想看球、想要娱乐、想要文旅，但以前没有供给。以前的文旅就是干巴巴的，很粗糙。
苏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，消费需要有消费的对象。比如我是南通人，但我喜欢看足球，也许我会跑到南京去看，跑到泰州去看。那么我要住酒店，要在当地吃喝，这就能把消费场景创造起来了。
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经验往其他方面扩展？比如中国的电影、电视剧、音乐节、文化活动等，相关环节让市场去决定。
我认为关键是社会要有一个宽容的机制、放权的机制。中央给地方放权，政府给民间释放空间，把消费的场景扩大。
经济大家说：您提到当前的利率水平已经非常低了，那么未来我们的货币政策调整还会有哪些空间？
陆挺：央行行长潘功胜近期公开谈及重启公开市场国债买卖，我认为这点非常好。
从未来5年规划角度讲，最重要的是涉及整个货币政策的框架性问题，而不是什么时候降息这些短期宏观政策。
从未来5年角度看，过去一年我们国债可以买卖，实际上是很好的开端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在5年前的2020年就写了篇很长的文章，说中国央行应该做国债买卖。
一个国家的央行不断改革、丰富货币操作的框架和工具库非常关键。所以重启国债买卖确实非常恰当。
国债买卖并不等于央行印钱，这不能划等号。它更多是央行朝着现代化方向丰富工具库。
我认为央行应该接着把这件事好好做下去，不要轻易停掉，不要拿改革的事情当做短期政策操作工具，把国债买卖当做了货币政策宽松刺激或收缩的工具。
另一方面，还有个框架性问题，未来5年还要处理房地产行业下行导致的整个债务链条，有点像90年代的三角债问题。
债务问题非常关键，因为央行不仅有货币政策功能，还有宏观审慎调控功能，也是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。
很多人呼吁降息，但实际上要清晰看到，中国的利率水平已经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了。
我认为进一步大幅降息，对中国经济不会有太大帮助，我们的利率水平已经足够低了。
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利率水平过高，而是利率水平很低。这背后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。
但是不是真的很多人不愿意借钱？也不是。开发商愿意借钱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愿意借钱，很多企业愿意借钱，但最后出现这样的情况：愿意借钱的人借不到，还有很多人觉得因为需求不够，也不愿意再借。
比如现在建筑企业、民营企业要借钱非常困难，因为大家都有互相复杂的债务链条，有很多三角债、坏账，所以大家提供信贷比以前更严格。
原来中国房地产行业民营比例相当高，可能达到七八成，现在都倒过来了。原来那批民营房企期房卖不掉，要请建筑企业干活手上又没现金，所以陷入了下降螺旋恶性循环。
因此我们现在要解决整个中国利率水平过低、需求不足的问题，不是把央行货币政策利率进一步降低，或者把银行存贷基准利率通过管制大银行往下降。这方面的降息，并不能有效传导到整个信贷需求和供应系统。
我们现在需要的是，在整个中国经济结构板块大幅调整后，重建信任和秩序的过程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央行、金融监管机构，还有其他部门要有魄力，介入和处理这些问题。
比如10万亿地方政府化债，现在也考虑化解非金融企业间债务。我认为未来几年这方面化债需求还相当大，这方面努力比所谓降息更加重要。
对比以前的日本，低利率持续了那么长时间，最后要解决整个国家房地产问题和其他问题，不是靠利率，而是靠其他清理坏账和财政政策的办法。
陆挺：我觉得未来5年对整个中国来讲，确实是特别关键的5年，是承前启后的5年。这5年里，我们整个中国可以说要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，同时又面临着众多的国内外挑战。
所以未来5年，我们在对外方面要处理好国际关系；在对内方面，要进一步提升整个中国的科研研发实力，同时梳理我们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，还要进一步推动社保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工作。